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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,蒋介石带着60万大军败逃台湾,其中大部分都是没成婚的年轻人,为了解决

1949年,蒋介石带着60万大军败逃台湾,其中大部分都是没成婚的年轻人,为了解决男多女少的问题,蒋介石连着出了三个“昏招”,最后一个简直惨绝人寰! 1949年冬天,随着重庆城的防线一寸寸瓦解,蒋介石登上了开往台北的飞机。 那不是一场光荣的转进,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败退。随他一同离开的,不仅有故宫南迁的珍宝、大批中央银行的黄金,还有六十多万尚未退役的国军官兵。 他们大多数是从大陆各地匆匆征召来的壮丁,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,很多人连婚都还没结过,更别说成家立业了。 这群人踏上台湾岛时,没几人知道那是一趟“有去无回”的旅程。 他们只知道,大陆战败了,组织命令他们继续战斗,“先在台湾休整”,很快“准备反攻”。 口号喊得震天响,“一年准备、二年反攻、三年扫荡、五年成功”,听着挺鼓舞士气,士兵们嘴上跟着喊,心里却都明白,这种事听听就好。 当兵的嘛,不就是听命令过日子,至于真能不能回去,那是将军的事。 问题是,这种“临时过渡”拖着拖着,就拖成了十年、二十年。 一群年轻小伙子,在异地他乡守着一座岛,连个家都安不了。 这事,最先绷不住的,就是婚姻问题。 1950年,台湾总人口大约八百万,性别结构原本就偏男。如今一下子多了六十万外省男兵,全是青壮年,把整座岛的男女比例推得极不平衡。 有统计说,当时二十到二十四岁这个年龄段,男女比例高达152:100。 换句话说,一个姑娘对应一个半小伙子——还不算本地青年的竞争。 这种局面,注定要有人出局。 蒋介石那时候做了个决策,或者说,下了一道“内规”:凡军人未满38岁,一律不准结婚。 这道命令没有正式法律文件,多是口头传达,靠军中系统严格执行。外界后来称之为“禁婚令”。理由是“集中资源,优先保障高级军官与年长荣民”,说白了,就是把本来就紧缺的婚姻资源先留给有资历的、上层的,再分给普通士兵。 这一下,底层兵们炸锅了。 他们中很多人从十几岁进部队,打过仗、躲过子弹、吃过苦,想的不过是安安稳稳娶个老婆、生几个孩子,结果等来的却是“你太年轻,不能结婚”。这种话换谁都接受不了。 可军人嘛,讲究服从。 反对也得悄悄反对,抱怨也只能背后发牢骚。有人偷偷谈恋爱,被发现就调岗、记过、停薪;还有人一怒之下申请退伍,结果退伍申请石沉大海,根本没人批。 上头还是那句老话:“先把仗打完,等反攻成功了,回大陆再娶老婆。”说这话的人坐在官邸里,喝着高山茶,士兵们却一个个窝在营房里,对着海风发呆,心里那个苦啊,谁懂? 人是有生理需求的,这一点连国防部也心知肚明。 所以,1951年起,开始陆续建立所谓的“军中乐园”,也叫“特约茶室”,由政府许可、统一管理,专门为单身官兵提供“慰藉服务”。 听起来好像解决了问题,但实际远远不够。 根据后来的统计,在全盛时期,军中乐园的“服务配比”大约是一人对两千五百个士兵。 换句话说,一个“茶室女”要应付整整两个团的人。 更别说费用了,一个普通二等兵一个月津贴七块台币,去一次茶室就要十块,去哪儿掏这个钱?所以不少人连门都没进过,只听别人讲讲笑话,心里更不是滋味。 有的人就这么熬着,熬到年纪大了,终于轮到自己可以“合法结婚”了。 可问题又来了:拿什么结?退役军人生活拮据,住眷村,吃军饷,一没存款、二没工作,连买一张床都得精打细算。 台湾本地人看他们,也不亲。 觉得这些外省兵占了资源,住着公家地,开口闭口“反攻”,像是个别扭的群体,不是自己人。 眷村这玩意儿,说穿了,就是军方给退役军人画的一个圈。 住的是分发的房子,多是木板、铁皮搭的,有的甚至连厕所都要共用,生活条件比不上农村,密密麻麻一条街,全是退伍兵。 有人养鸽子,有人做木工,有人靠修鞋凑日子。 每个月一千几百台币,刚够吃饭。有些老人晚年就这么孤零零地过,连个媳妇都没影儿。 当然也有例外。 个别条件好的军官,或是有亲属牵线的,能和台湾本地女子成婚。有的女孩子家里穷,看中这些兵没爹没娘、没公婆管束,就当是“好过日子”的人选。 可这些都属于小概率事件,大部分兵到了六十岁,还住着当年的眷村房子,还是一个人。 时间推到1987年,蒋经国开放“三通”,老兵们终于看到了回家的希望。 一开始消息传开的时候,眷村里很多人整夜睡不着。 有个老头子说:“我娘快九十了,我怕再不回,就见不到她了。”还有人不等政策细则,直接托人弄船偷渡,哪怕被抓也认了。 正式开放那年,无数老兵回到阔别四十年的家乡。 可回去一看,心凉了半截。 父母早已作古,老屋塌了,地也分了,邻里多是生面孔。有的人回到村口,站了整整一个下午,没人认出他是谁。 后来才有人说:“你是老王家的二儿子吧?唉,你爹妈都走好些年了。” 他们回去的,不再是故乡,而是记忆的废墟。 有的人在祖坟前坐了一夜,手里拎着从台湾带回来的糕点,说要祭拜,结果点着香就开始掉眼泪。 眼泪流完,背起行李,又坐船回了台湾。 这批兵,是被历史裹挟的一群人